50年代，叶问匆忙逃离大陆，身份神秘，闭口不谈大陆经历！震撼！当时，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知，直接在同事的警告下飞奔去了香港——因为那句致命的话：东江纵队回来了……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香港一栋老楼的窄阳台上，经常能看到一个瘦高的老头，坐在竹椅边上抽烟。弟子在屋里拆招，比划得满头大汗，他只抬眼看一眼，指一指对方的中门。有人随口一句“叶师傅，当年在大陆怎么过来的”，话头刚起，他烟灰一弹，就像没听见一样，把话岔向别处。
这个老头，就是后来被电影捧成“咏春一代宗师”的叶问。
很多人是从二〇〇八年那部《叶问》认识他的。甄子丹在银幕上打得酣畅，梁朝伟、黄秋生也先后穿上长衫，这个名字被推成武打片里的招牌人物。
可在那间小楼里，真正的叶问提起自己的过去，嘴巴比拳头收得紧。
时间再往回拨几十年，要从广东佛山说起。
那地方武馆成排，茶楼里说起名家，先会提黄飞鸿。叶问年轻时候在佛山，算低调。武功不弱，人缘也不差，名气远不及黄飞鸿，更不用说后来名满天下的徒弟李小龙。
家底倒是让人眼红。
叶家在佛山是富户，田地有，宅子也有。跟着陈华顺学咏春，日子照样衣食无忧。谁能想到，日后正是这身拳脚，让他在香港站住脚，也是这份出身，让他在一九四九年做选择时心里打鼓。
一九三七年，战火烧到华南，佛山也跟着发紧。叶家的宅院被日军占去，门口挂上旗号，屋里的人被挤走。就在这种时候，叶问走进了另一个圈子，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干起了活。
他先进了地方侦缉队，接触的是治安和线索。
过一阵，又被送去参加中统培训，去了贵州的军官训练学校，学情报和军政那一套。
等他回到佛山，名义上还是会咏春的叶师傅，身份已经换了味，在当地成了中统系统里的一员，从事情报工作。
这段经历，后来在香港几乎成了禁区。
弟子可以问他寸劲，不太有人敢细问中统的事。街坊窃窃私语，说叶师傅年轻时当过特务，这种传闻在当年的气候下，谁听了心里都要打个冷战。叶问自己也明白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，风向还在变，一旦政权彻底换台，他这种“佛山大地主”“国民党情报人员”的双重标签，不好交代。
一九四九年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珠三角，街上的收音机里每天放广播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盼来的新局面。对叶问这种出身的人来说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田地、宅院、档案，加上在中统留下的记录，他清楚自己在账本上是哪一栏。
这一年，他做了那个外人看来“绝情”的决定。
叶问匆匆离开佛山，独自去了香港。妻子张永成，还有一群儿女，都留在老宅附近。临走时没有大排场，也没有长诀别，更像悄悄抽身。
熟悉他的人看得明白，这一走，是怕新政权翻旧账，也是对过去那份身份心虚。
一九五〇年，张永成带着女儿到香港找他，一家人短暂团聚，还办下香港身份证。
日子刚见起色，一九五一年元旦，香港和内地的边境封锁，往来一下子紧起来。
张永成只好带着孩子回佛山，从此一家两地，各有各的日出日落。叶问留在香港授拳，太太留在那边，在佛山病逝，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。
到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两个儿子辗转来到香港，敲开那扇老门，已经是另外一番光景。父亲在香港武术圈有了名气。父子重新相认，说是团聚，心里都明白，中间隔着十几年的空白。对于那次仓皇出走，儿子有问号，父亲有愧疚，话题绕来绕去，总落回那句含糊的“形势不一样”。
电影给观众一个痛快的版本。银幕上的叶问，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占了家，好友被害，他愤而上擂台，一拳拳打在日本高手身上，最后因为得罪侵略者，被迫逃亡。续集里，人已经在香港，带着家人过着清苦日子。故事拍得热血，观众看得解气，对照时间，就知道那是戏里才有的桥段。
日本侵略军一九四五年投降，叶问真正南下香港，是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事，中间隔着好几年。抗战期间他家的宅子确实被日军占过，这点和电影有一点交集，他离开佛山的直接原因，与其说是擂台上的恩怨，更像政治账本上的那些字。坊间有说法，用一句“东江纵队回来了”来形容那时佛山的风声，意思是旧日站在另一边的人，最好识趣一点。
从佛山少东家，到中统情报人员，再到香港楼里的授拳老人，叶问的人生像被剪过几次。富裕、战乱、避祸、成名，每一段抽出来，都足够写一出戏。现实里，这些片段之间并没有电影那样利落的接缝，中间塞着的是妻子远去、儿子隔阂，还有他自己多年如一日的沉默。
等到二十一世纪，电影院灯光一暗，观众看到的是那个在擂台上站得笔直的叶问，看到的是弟子李小龙在世界银幕上的身影，很少有人再去追问，那个当年坐在香港阳台上抽烟的老头，到底背着怎样的账本，又为何一次次把关于大陆的记忆，咽回肚子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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